寫實之荒謬,荒謬之現實:看《台北物語》和《天后開麥拉》(林郁庭)
《台北物語》映後狂歡會(圖片來源:自由時報 攝影:許世穎) |
一個暴雨的午後,我在影廳裡安靜地等候。《台北物語》上映數週以來,在台北加映的戲院已經加到第三家,中南部亦陸續有了放映點;而最初它一戰而紅那家帶著森森鬼氣的影城,成為指標「朝聖地」,影迷們包場、辦狂歡會、成立後援推廣、二三四刷地支持,早就一票難求。或許這家較不為粉絲熟悉的影城,能迎來較異質多元的觀眾?隔壁和前排坐上像是翹課來的學生、逛過菜場手上還有提袋的大嬸,第一排則為備好爆米花可樂的幾位仁兄佔據,顯見已二三刷以上,還未開場就笑聲不斷。大嬸從頭到尾都板著臉,大約與她想像的午後肥皂劇有差異;學生哥則在前排三五分就爆起的笑聲引導下,陪襯地笑了幾次;我則想著還好沒去搶第一排,否則西門町的街景跟著鏡頭天旋地轉那兩幕,肯定比雲霄飛車還暈。
看低質感的預告片,只覺得《台北物語》經費或許太低,但還是要認真討論重大社會議題,而初執導筒的黃英雄,更是資深影評人與編劇,多年為視障觀眾「解說電影」的知名弁士(有聲電影來臨之前在現場講解的專業口述者),他的作品當是再懇切不過,喜感究竟何處而來?本片劇本四平八穩,主線開闔於祖孫之間對話,高潮在牽扯其中的主要八個角色群聚陽明山別墅對質,由劍拔弩張到和解、各懷心思地離去,亦十分符合古典戲劇三一律對於時間、地點和表演一致的要求(故事終始約莫在24小時內,人物未曾離開台北城),內容涉及建商行賄、擄人脅迫、竊盜勒索、都更弊端、醫療糾紛等(就這幾點而言,真是沒有比亦捲入弊案疑雲的京華城更好的觀影處),可謂是典型社會寫實題材。
京華城(圖片來源:娛樂重擊Punchline) |
刻意安排的笑點仍然有,諸如把機場誤為「機廠」,陶瓷狗雕塑會汪汪叫;或者無關劇情進展,純粹表達都市生活荒謬感而穿插的片段,譬如長凳上三人各說各話地對時、客服電話接通冗長的錄音轉接重現,確實也博得笑聲,但要讓人從頭到尾歡樂不斷,光這些肯定不夠。技術層面的一些差池,使得一票敬業演出的演員在飄忽的鏡頭下、閃爍的燈光前、忽隱忽現的音軌之中,顯得無比滑稽(我們原先以為是「平淡的台北生活」,竟也可以被扭轉到如此「不可思議」),成功把導演所欲表達的光怪陸離和荒謬感推到極致—於是乎成就了影評人直呼「什麼都不對,但又什麼都對了」的「歪打正著」奇觀。那像是搭乘雲霄飛車失控失速,在驚險危急的航程之中,竟然沒有出軌翻車,最後還安全抵達。這絕非人力所能輕易操縱,無怪粉絲們要贊為「神片」了。
隔天我再進戲院,看的是西班牙名導佛南多.楚巴(Fernando Trueba)近作《天后開麥拉》(La reina de España, 2016)。這一齣描述好萊塢製作團隊來到佛朗哥治下的西班牙拍攝古裝大片《西班牙女王》,卻與當地舊識新交的工作人員合謀,捲入諜對諜的營救導演行動,光看預告以為是脫線喜劇,電影本身卻比想像嚴肅,社會寫實與喜感的奇妙交融,恰與《台北物語》不謀而合。片首虛實交錯,穿插二戰其間各地戰情和佛朗哥掌權的歷史鏡頭,以及在西班牙成名後到好萊塢發展的女星瑪卡琳娜新聞片段,點出本片既嚴肅又不失娛樂的調性。
飾演瑪卡琳娜的影后潘妮洛普.克魯茲(Penélope Cruz),因楚巴《四千金的情人》(Belle Epoque, 1992)一片成名,逐步奠立她在西班牙影壇地位,與阿莫多瓦數次合作則把她推向好萊塢,成為西班牙第一位得到奧斯卡獎的女星;瑪卡琳娜的故事相當程度反映了她的演藝生涯,也增添幾分戲裡戲外的趣味。她在劇中正式登場,當真是千呼萬喚始出來,吊足了觀眾胃口,只在開場的「名人八卦」新聞,以及其後一小段懷舊風的五〇年代言情片中匆匆露臉,直到電影開始三、四十分之後才翩然而至。而這前半鐘頭以喜劇片的標準看來,則是不可思議地有壓迫感:影響力遍及全國的大導演被當局關入集中營,同一干犯人苦役打造獨栽者的紀念碑;曾經風光的演員打零工混口飯吃,感嘆電影這行難以為繼;即使挟著資金來投資拍片的美國人,也是為了逃避國內風聲鶴唳的麥卡錫主義。
如劇中人所言,美國人到西班牙想的是可以拍社會寫實,但生活在灰暗的社會真實中的人們,需要的是歡笑。大明星瑪卡琳娜的出現,適時為晦暗的現實帶來光采,潛伏在現實裡的喜劇感和荒謬性也在片場裡外竄出,一方面是面對冷凜嚴峻現實能有的慰藉,一方面也是電影帶來的奇蹟。演員與劇組穿梭於女王伊莎貝拉一世(Isabel la Católica,1451-1504)的宮廷和1950年代西班牙,相隔五世紀時空的壓縮重疊錯置,演員在不同角色真真假假拿捏,本來就充滿了笑點。相對於《台北物語》在無意中讓觀眾矚目燈光、音效、剪接、字幕等幕後工作過程,《天后開麥拉》則是饒有興味地刻意揭露幕後秘辛。50年代片場配置和工作方式,以今天的眼光看來十足復古,而導演也藉著場中工作一輩子的百歲老人之口,帶出電影之初的盧米耶兄弟,表達對電影史的參與及致敬。
於是我們看到銀幕上晃動的青翠山巒,居然是疊在鏡頭前由畫工繪製的油畫木條,藉以掩蓋馬德里近郊不夠茂密的山頭,帶出格拉納達的氣勢;飾演摩爾人的白人演員將上半張臉塗黑、再黏上大鬍子,沒上好妝前遂呈現黑白臉的怪模樣;編劇抱怨劇本在當局審查下,把伊莎貝拉塑造為聖女般的人物,抹去她迫害異教徒、驅逐摩爾人猶太人的史實。高潮的救人戲裡,甲冑的中古士兵和摩爾戰士策馬衝出外景地,乘亂混入集中營採石場,真正是電影與人生的邊界消融,摩爾人險被過於入戲的虔誠營地守衛當異教徒射殺,大導演則百感交集看著曾於他鏡下成長發亮的演員們粉墨登場,在亦真亦假的任務中達陣。
無須苛責瑪卡琳娜的伊莎貝拉女王,怎麼會以濃重西班牙口音的英語,在中世紀宮殿裡詠唱創作於20世紀上半葉的「格拉納達」(Granada)一曲—電影一開拍,歷史顧問就被請出片場了。無可質疑的是這場戲中戲裡,鏡頭穿過躲在《西班牙女王》攝影機視角外的樂隊,照亮那些臨時架起、只畫了面對鏡頭那面的佈景,回到瑪卡琳娜的臉上,那假到不能再假的曙光如此溫柔,讓大半時刻都處於昏迷狀況的高齡好萊塢導演活了過來,生氣勃勃地喊開拍和卡。那是作為女王的伊莎貝拉,對(所欲吞併的)格拉納達充滿情感的詠嘆,也是演員瑪卡琳娜唱給心上人的小曲,更是楚巴藉著巨星潘妮洛普,獻給電影的情歌。銀幕裡著迷地望著她的鏡頭和劇組,銀幕外同樣被迷住的觀眾,心甘情願為這幻影的時刻,付出他們的真心。
這是《台北物語》和《天后開麥拉》在真作假時假亦真、假作真時真亦假的虛實交替之間,認真地、或不那麼認真地,以不同的方式探索接近的電影藝術本質—讓眾人進入戲院,浸淫在兩個小時或清晰迫真、或模糊失焦的搖晃光影中,投入幻影的真實與荒謬,激起一波波共鳴迴響—那是在家獨自觀賞DVD或線上視頻,所難以複製的即時集體經驗。在高科技互動模式盛行的當代,這樣古典質樸的體驗,是愈來愈形珍貴了。
**標題與內文於刊出時經編輯處理。
《端傳媒,2017.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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