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慕克在柏克萊(林郁庭)

渡過2006年最後一個夏天，電報街的柯迪（Cody’s）書店關門了，對柏克萊人真是一大打擊。隔壁的摩斯（Moe’s）和對街的莎士比亞二手書店都還在，想找瀕臨絕版、踏遍鐵鞋也難求的學術書籍，直溯電報街往校園方向走，左手邊的大學出版社書店會幫你想辦法。

但柯迪不只是一家書店。雖然與大學沒有直接關聯，它凝聚了珍視獨立思考與自由言論的這個社群，對落實柏克萊精神有具體的貢獻：它在保守派鎮壓學潮之時，庇護了自由敢言的學生；它籌辦的作家新書發表會，向以豐富多元、激發熱烈而充滿智識性的討論著稱，對於促成作家與讀者評論者之間密切的交流而言，號稱密西西比河以西的書店之最。

2004年初秋的一個傍晚，我挾著奧罕．帕慕克（Orhan Pamuk）的《我的名字叫紅》踏入柯迪書店，預備參加帕慕克《雪》英譯本的新書發表會。

看完《我的名字叫紅》多少了解為什麼一本描述十六世紀末鄂圖曼宮闈畫室祕辛的小說，能夠成為暢銷書市場的寵兒，讓帕慕克廣受西方世界的關注。懸疑曲折的劇情，豐富細膩的史料背景，屍體加上裸體的黃金組合（謀殺案、愛情、性），顛覆歷史小說一般習於一以貫之的寫法，從嶄新的多重視角來鋪陳故事的敘事手法（不只是人物，連屍體、畫裡的一棵樹、酒店裡一枚金幣都被賦予發言的權力），讓歐美人士能夠透過他們所熟悉、具有「現代性」的語言架構（或後現代攪亂高低尊卑之分，以拼貼錯置呈現出其荒謬詭趣的做法），來窺視蘇丹秘密花園裡的東方情趣。

無可避免的問題，則在帕慕克是否刻意營造討好西方讀者的文體，以他們能接受的語言來推銷異國風情呢？對柯迪簽書會的期望，在於見到他本人時，或許能夠找到答案。我不否認我對他抱著一絲的懷疑。別的不提，紅（繪畫的色彩）與黑（故事主人翁）的強烈意象就很難與司湯達爾（Stendhal）脫離關係。但必須承認的是，即使真有那麼一點居心，帕慕克做得極為出色。我相信他很清楚這本書能得到西方人的青睞，但他的企圖心不止於此。從謀殺迷團的抽絲剝繭、鄂圖曼統治下各階層不同民族多樣生活勾勒的綺麗萬花筒起始，由波斯流傳久遠的纖毫畫對上文藝復興以來的透視、人像畫技巧所引發的東西文化接觸、衝突、協調問題，過程中牽扯的宗教與權力之爭，到最終探案過程蒐集來的一條條線索，如同一個個交纏的線頭，織好又扯散，反覆之中那幅有關哲學思辯、美學昇華、生命迷思的織錦壁毯不斷修正，永遠都在進行中。但我喜歡的是儘管這部小說氣勢宏偉，庸庸碌碌的小人物才是它的中心，作為英雄的不是雄才大略的蘇丹、朝臣、野心者，而是那魯莽青澀、甚至有些窩囊的黑先生，最大的贏家則是富於女人狡詐溫柔心計、努力為自己和孩子們找個倒楣鬼依靠的美豔孀婦。我想像帕慕克在架構龐大複雜鄂圖曼藍圖的細密心思之下，必然有顆捉挾淘氣的童心。

柯迪二樓會場漸次坐滿，發送土耳其旅遊資訊、舊金山灣區土裔移民生活雜誌的女孩伸長了手臂，留意那些新來的人還沒有拿到。帕慕克在掌聲中入場，灰白的髮絲下是雙聰慧靈動的眸子，流利的英文帶著明顯的口音，清晰而充滿自信。致歡迎詞的是我們比較文學系博士班某個高材生，以仰慕的眼訴說帕慕克每一部作品她都看過，盛讚他有大師風範，直追喬依斯（James Joyce）、波赫斯（Jorge Luis Borges）、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腳步。我看到帕慕克聳聳肩，眉頭輕鎖、唇畔扭出半個微笑，但我們的高材生顯然陶醉於她精心撰寫的致詞稿，沒有留意到這個警訊。她開始談今天晚上的主角，說《雪》這本書開場就讓她想起喬依斯《都柏林人》（Dubliners），還沒來得及分析語言意象有何傳承性，帕慕克以宏亮的聲音把她打斷，「哦，是嗎？我不認為如此呢！」

高材生愣了一下，看了看只念一半的講稿。我們都以為她會把它放下，重新思考再出發，但她竟還是鼓起勇氣把它念完了，說些什麼我也不記得，因為我跟帕慕克一樣，根本就沒有去聽。

帕慕克念了《雪》前幾頁，談到作者與翻譯者關係、作品以英文呈現的文化翻譯問題，回答讀者們富有智識性以及相當無聊的問題；問題的方向包羅萬象，包含作品本身、他的思想體系、到土耳其該不該加入歐盟等等。有位像是這些年在美國崛起的新保守主義者問了個愚蠢而無禮的問題，帕慕克無意回答，她當場叫囂鼓譟；帕慕克對她微笑，然後正色請她閉嘴。

有人問了作家最不願意回答、讀者評論家卻窮之不捨的問題：作品風格受了什麼人的影響？「我不覺得特別受了什麼人影響，」帕慕克回答，「如果談世界文學裡我喜愛的作家，有莎士比亞、司湯達爾、普魯斯特等人。」

正如帕慕克斬釘截鐵地回答他絕對贊成土耳其加入歐盟，彷若意味著西化、與歐洲靠攏是土耳其該走的道路，他列舉的「世界文學」作家僅侷限於沒有考慮到川端康成、曹雪芹的世界西半球，其實用「歐洲文學」來形容是比較適切的。或許土耳其沒有這些東方作家像樣的翻譯本？

最終我都沒有把自己的疑問提出來，只是饒有興味地欣賞他的演出，觀察他怎麼回答這些西方讀者的問題。這是一個相當有魅力的人，我滿意地頷首，他聰明得體，能自在地把玩東西差異之間那個玄妙的語言，他明白自己要的是什麼，也願意給讀者他們所冀求的──如果他高興的話。

前些日子看了他的自傳體照片散記《伊斯坦堡：一座城市的記憶》，驚喜地找到我當年沒有問的那些問題的答案。帕慕克坦承他跟其他伊斯坦堡居民一樣，對於西方目光的自覺與在意──畢竟沒有多少城市像伊斯坦堡如此橫跨歐亞、經歷了好幾個帝國興衰的風霜，這樣一個偉大的城市，不吸引注目是不可能的，在十九世紀歐洲的旅遊文學渲染異國風情最盛之時，伊斯坦堡在文學巨擘的筆下從沒有缺席過。帕慕克用他自己藝術家的眼，土耳其詩人專欄作家的筆觸，又退一步藉著十八世紀末版法國畫家梅林(Antoine-Ignace Melling)的畫筆，十九世紀法國浪漫、寫實作家內瓦爾(Gérard de Nerval)、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羅提(Pierre Loti)、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的小說與遊記，追尋著這個城市已經消失的影像記憶，以及還在醞釀卻多半披著過去榮光喪衣的憂傷景致。如同書中大量黑白照片從不同視野透視伊斯坦堡四時風情，呈現大街小巷、宮廷樓閣、廢墟古蹟、陋巷貧民窟、市井小民、博斯普魯斯海峽盛景，帕慕克的文字也從不同角度切入，在自己與他人的眼光之間反覆剖析這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終至自身與異己在愛恨衝突、爭辯與傾心交融之中，那視角亦人亦己，難分彼此。對於一個位在東西文化的交接口，經歷拜占庭、鄂圖曼統治，深受基督教與伊斯蘭文明洗禮的城市，長久習於多種族多文化的衝擊，重複創造改寫自己的歷史，又如一歷劫紅顏，不斷地從覬覦的眼中看到自己被糾葛的想像與真實幻化的容顏；本來單一敘述的聲音就不可能，它必須在複雜精碎的殘片中，重新塑造自己的多面性。

帕慕克以對於土耳其語憂傷一字hüzün（感謝中文版由何佩樺小姐把它譯成音義皆近、又充滿詩意的「呼愁」）的解析，很適切地詮釋瀰漫伊斯坦堡的憂愁，以及由這個字的縮影所擴充出去，所投射出任何東西文化接觸交流都會遇到的問題。「呼愁」具有多重層次：它是一種病態，情緒，詩學概念，也是哲學思維；從宗教的層面來看，它是耽溺於世俗享樂以及物慾所感到的失落，以蘇非(Sufi)教派的解釋，它是自覺不夠接近真主阿拉的精神苦悶；它於某些層面接近西方人談的「憂鬱」(melancholy)，源自亞里斯多德時代所言黑膽汁的苦澀作用，以內瓦爾的「黑太陽」(soleil noir)意象為登峰之作，然而「呼愁」卻少了西方作家談憂鬱那種個人化的冥想；它可對比於李維史佗(Claude Lévi-Strauss)《憂鬱熱帶》(Tristes Tropiques)的另一種集體形式的憂鬱(tristesse，法文原意更近於憂傷)，卻不具有人類學者考察不同文明觸動的幽思。根據帕慕克所言，「呼愁」是一種集體意識，它存在於建築起伊斯坦堡的一磚一瓦，妝點這個城市的一草一木，構成這個城市的男男女女之間，它是這點點滴滴所喚起的愁思，它是這個城市過去的輝煌燦爛在今世的斷壁廢垣所引起的惆悵，是伊斯坦堡人同時生活在醜陋的水泥建築與無力維修的帝國廢墟之間止不住的心痛。

帕慕克把伊斯蘭教義裡所談那種不夠接近真主的哀痛與空虛，拓展到身在伊斯坦堡所感受的憂傷，說明了「呼愁」雖然是種晦暗的情緒，卻是伊斯坦堡人自願接受的光榮磨折。他指出西方文藝哲學體系裡談的憂鬱，於西風漸進之時改寫了「呼愁」的內涵，重新孕育出同時具有集體精神與嚮往個人心靈孤寂的「呼愁」，對於土耳其現代化過程中，飽受西方思潮刺激的知識份子尤有影響。這點解釋了為什麼帕慕克本人在似乎暢心擁抱西方之際，並沒有把與土耳其西亞內陸息息相關的波斯、阿拉伯、鄂圖曼全然拋在腦後（拜占庭對他好像還是太遙遠）；為什麼他在面對東西文化都能展現出自信又猶豫的矛盾姿態，為什麼他面對西方讀者能不卑不亢、又有淋漓盡致的精彩演出；為什麼他的作品即使在最荒謬滑稽的時刻，仍不失一絲憂鬱的氣息。深受西方思潮文藝吸引的他，熟知那個體系的語言與表達方式，可以輕易地用西式的架構來整合所謂的「東方」素材，但這並不是刻意為了討好西方讀者而玩弄東方主義與異國風情。他對於異國風情瞭若指掌，不只因為他是歐美作家書寫伊斯坦堡異色遊記的忠實讀者，更因為那些觀點也成了他窺視自己出生成長城市的視鏡，允許他化熟悉為陌生，從陌生處發掘熟稔足跡，於再三檢視的過程中重寫他對於這個城市的歷史與記憶。他即代表了異國風情，因此無須在本國或外國讀者之前矯飾；他又是本土文化的傳承者，以扎實淵博的史地哲學背景傲人；他還是土耳其開向西方的一扇窗，任西風東風恣意吹拂，衝突不斷又水乳交融。他給我們的重要啟示在東方西方、傳統現代、本國異國、新舊之分是多麼主觀、意義不大的文化論點，東方的形成演化過程必定包含了與西方比想像中頻繁的接觸、互相吸引、彼此排斥、爭鬥、和解過程，反之亦然。當然，這些接觸未必平靜和諧，有時甚至牽涉難以想像的暴力，造成劇烈的陣痛或是綿長的微恙，於是暗鬱的「呼愁」便成了揮之不去的心靈與外在景觀，個人與集體意識──而這個心靈與外在，個人與集體的界限也變得如此模糊，無從區分。

把這個例子放在清末民初的中國，會發現帕慕克與我們的距離比想像中還近；事實上，到大陸去走一趟，對於帕慕克所描述那種「同時生活在醜陋的水泥建築與沒有維修的帝國廢墟之間」的景觀，已然相當熟悉。追懷歷史，從未淪為殖民地卻險為列強瓜分的中國，與備受列強覬覦、雖未亡國卻飽嚐帝國沒落之辱的土耳其，同能體會從燦爛的古文明走向現代的路程艱辛；土耳其現代化運動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歷經的波折，全面西化與保存國粹之爭，從土耳其字轉化為拉丁拼音的現代土耳其語對比於罷黜文言厲行白話運動的現代中文發展過程，在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之下，竟有如此的類似性。在此值得深思的，是現代中文書寫的發展，雖自五四以來名家頻出，這個在文言、白話、歐式日式語法中不斷輪迴變形的語言，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帕慕克在多年尋覓過程中，找出富有創意及延續性的語言與象徵，以現代中文書寫的我們，是否也該更努力追尋屬於自己的聲音？

今年頒予帕慕克諾貝爾榮銜的評審委員會宣稱他「在追尋自己出生城市的憂鬱靈魂中，找到了文化衝突以及交纏的新象徵。」（“who in the quest for the melancholic soul of his native city has discovered new symbols for the clash and interlacing of cultures.”)反觀今日，恐怖主義與反恐之戰不當的意識形態操縱，造成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再次對立，投機政客、野心家、不負責的大企業運作、狂熱基礎教義派讓我們的世界變成更不安全之境，帕慕克在表面的文化對立中追尋文化衝突與交纏的新意，證明了簡化複雜文化交流過程的二元論（譬如非我即敵的論調），任意扭曲以部份指稱全體的做法（譬如伊斯蘭等同於恐怖主義），是多麼巨大的錯誤，也已經讓多少生靈塗炭。帕慕克的例子值得我們重新思考，找出衝突中隱藏的文化交纏點，尋求和平共處之道。

或許無意，但出現在諾貝爾評審委員們對帕慕克頌揚裡的「已經找到」(has discovered)，是個非常tricky的字眼。以完成式來表達，肯定了帕慕克尋獲珍貴之物的重要成就，但希望這個時態同時暗示的終結狀態，不會與諾貝爾獎之榮常常造成作家創造力衰竭的「諾貝爾詛咒」之說吻合。恭喜帕慕克，也期待這個獎對他而言，不過是新象徵追尋那種永無止境過程的一個新開始。

<中國時報2006.11.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