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集樂團與《交響狂人》(Crescendo, Dror Zahavi, 2019）

 2003年2月，引領《東方主義》研究與批判的美籍巴勒斯坦裔學者薩伊德(Edward Said)來到母校柏克萊演講，儘管癌末而身體孱弱，他仍為中東和平奔走不懈。在背後有龐大石油軍火利益的小布希政權以大規模毀滅武器和恐怖主義為由，準備對伊拉克用兵的前夕，薩伊德這一系列的大學講座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試圖力挽狂瀾、避免戰禍。不要輕言開戰，他這麼說，你們無法想像為了上學穿越檢查站、躲避砲火是什麼樣的滋味，而這是我在巴勒斯坦的童年。3月，美國入侵伊拉克，大規模毀滅武器始終沒有找到，多少人家園破碎、也多少廠商在戰後重建的生意發了大財，這世界並沒有隨著反恐戰爭而變得更安全，薩伊德也於該年9月病逝。

令我印象深刻的這場演講中，薩伊德提到他與猶太裔指揮家/鋼琴家好友巴倫波因(Daniel Barenboim)創始一個和平計畫，選拔優秀的阿拉伯、猶太青年樂手組團共同演出。他說不少人質疑將以巴衝突中敵對族裔湊在一起演奏，如何能解開糾結、消弭世仇，僅僅是音樂有這麼大的力量？他說音樂不僅僅是音樂，不去嘗試就永遠不會有可能性，應該給予有理想的青年人機會，並相信他們的潛力。樂團名稱West-Eastern Divan Orchestra源自歌德晚年作品《東西詩集》（West-östlicher Divan, 1819, 1827)，如果這部詩集反映歌德接觸德國東方學者引介的翻譯作品，因而自波斯抒情詩人Hafez詩作得到的靈感，以及東西方接觸過程中富有啟發性的交流與豐饒的成果，樂團取名東西集亦對這樣正面的交流寄予厚望，在薩伊德辭世之後，巴倫波因承繼摯友遺志，繼續為樂團發展與以阿和平努力。

德籍猶太裔導演Dror Zahavi的《交響狂人》(Crescendo, 2019）片中德國指揮愛德華選拔猶太和巴勒斯坦青年組團演出的故事，即以巴倫波因所領導的東西集樂團為本，以色列坦克開入約旦河西岸vs.自殺炸彈客的報復襲擊、猶太年輕樂手的悠閒vs.巴勒斯坦音樂家在檢查哨站受到衛兵百般刁難、特拉維夫的富庶多彩vs.佔領區簡陋的鐵皮屋等的鮮明對照，刻劃在衝突強烈的情境下相逢、爭吵、團練、甚至墜入愛河的青年男女，是否能找到為族群和解共處找到契機？德國影帝Peter Simonischek飾演父母曾於集中營工作而背負納粹之子陰影的名指揮家，對比現實中因為演奏華格納作品而受保守猶太團體抵制的巴倫波因，話題性與戲劇張力可說不相上下；比起對於音樂的琢磨，愛德華更著重以身教（他的音樂人生如何與代親贖罪、不斷尋求與猶太人和解中展開）、各種療癒與交誼活動確實地執行和平計畫，在某些時刻幾乎要讓人懷疑是否略顯說教與天真了（因而被團員譏諷團練有如再教育營），然後現實的冷酷從未遠離。原文片名Crescendo是音樂術語漸強之意，力度加強之後要如何延續、收尾呢？電影與現實處境都未給出答案，一如東西集樂團的創立願景，漸強是開端與過程，進展則有賴持續的經營。

在美國聲稱斡旋成功，使得以阿破冰和解之際，似乎是時候好好審視這些問題。巴勒斯坦一如預期，在決議圈之外，身處衝突暴風圈卻再次受到阿拉伯兄弟的背叛，憤怒不言可喻。這樣的和解下能有真正的和平嗎？已故以色列文豪奧茲(Amos Oz)於代表作《愛與黑暗的故事》(2002)中寫盡家族數代自歐洲漂泊至西亞的艱辛，更語重心長地寫下，我們來到阿拉伯人的家中，他們是張開手臂歡迎並熱情款待，但我們真是帶著橄欖枝來的嗎？

或許，無法直視黑暗，僅僅懷抱愛與善意的和解並不能解決問題（更別說短視政客們以利益為前提的調停與和解了）。在電影中，愛德華對著團員陳述他黑暗的過往，高呼德國人和猶太人尚且可以和解，阿拉伯人與猶太人沒有理由辦不到。但是在本片有限的篇幅之下，他沒有說和解的代價是德國直視納粹的黑暗歷史，在轉型正義漫長而艱鉅的過程中持續審判罪犯、補償受難者，並以揭露真相的歷史教育不斷提醒戰後世代永不再犯。在建國之後將巴勒斯坦人趕出蜜與乳流淌之地並步步進逼，讓他們不是在貧瘠不毛之地就是難民營苟延殘喘的錫安主義者們，準備付出什麼代價談和解？是否能有奧茲這般的胸懷視野，真誠自我反思，不再以過去的苦難為由開脫自己帶給別人的苦難，給予別人更多生存的空間呢？畢竟，如巴倫波因所言，以色列的長治久安只能建立在對於巴勒斯坦人民未來與主權的保障，而巴勒斯坦的運動正當訴求，也只有在非暴力的情況下才符合正義。

雖然是樂團的故事，愛與和平的主題貫徹《交響狂人》全片，較為可惜的是音樂演奏片段總聽得不過癮。這裡附上巴倫波因指揮東西集樂團，由德國女伶Waltraud Meier演唱的華格納歌劇Tristan und Isolde中著名的愛與死詠嘆調(Liebestod),背景為義大利阿瑪菲海岸Ravello美不勝收的海景。